儒藏
国家“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国家“985工程”创新基地规划项目
中国孔子基金会重大项目
一、《儒藏》工作委员会
主 任：谢和平副主任：朱正昌 罗中枢 赵昌文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挺之 石 坚 李光宪 李旭峰 李志强 李 虹 步 宏
吕重九 周学东 姚乐野 晏世经 徐开来 徐 兰 陈国弟
陈谦明 孙卫国 孙锦泉 梁国典 张树骅 项 楚 舒大刚
曾枣庄 杨继瑞 赵昌文 蒋永穆 蒋晓丽 熊 瑜 樊成充
魏于全
秘书长：林先众 王大千
总监修：杨泉明
总监制：韩喜凯
二、《儒藏》学术委员会
主 任：项 楚 曾枣庄常务副主任：舒大刚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刁忠民（四川大学) 王新春（山东大学)
申屠炉明（南京大学) 田海平（东南大学)
朱汉民(岳麓书院) 朱庆之 (北京大学)
李文泽（四川大学) 李 申（上海师范大学)
李宗桂（中山大学) 李 刚（四川大学)
李景林（北京师范大学) 李耀仙 (西华师范大学)
吕文郁 (吉林大学) 吕绍刚(吉林大学)
吴 光（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吴洪泽（四川大学)
吴荣曾(北京大学) 何琳仪（安徽大学)
林忠军(山东大学) 胡昭曦(四川大学)
郭 沂(中国社会科学院) 郭 齐(四川大学)
陈廷湘（四川大学) 陈恩林（吉林大学)
陈鸿森(台湾“中央研究院”） 黄怀信（曲阜师范大学)
黄玉顺（四川大学) 黄开国（四川师范大学)
曹顺庆（四川大学) 常金仓（辽宁师范大学)
梁韦弦（福建师范大学) 张文轩（兰州大学）
张希峰（北京语言大学） 万本根（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葛志毅（大连大学） 单 纯（中国政治大学）
舒大刚（四川大学） 邹重华（香港中文大学）
蒙 默（四川大学） 杨世文（四川大学）
杨朝明（曲阜师范大学） 贾顺先（四川大学）
蒋宗许（西南科技大学） 蔡方鹿（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廖名春（清华大学） 郑万耕（北京师范大学）
邓立光（香港城市大学） 刘 琳（四川大学）
刘复生（四川大学） 萧汉明（武汉大学）
谢幼田（美国斯坦福大学） 谢维扬（上海大学）
濮茅左（上海博物馆） 钟肇鹏（中国社会科学院）
龚鹏程（台湾佛光大学）
三、《儒藏》编纂委员会
主 编：舒大刚 梁国典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刁忠民 王小红 王智勇 王蓉贵 尹 波 李文泽 李冬梅 吴洪泽
周 斌 郭 齐 黄锦君 张尚英 彭邦明 曾枣庄 杨世文 蒋宗许
刘 琳 缪文远
学术骨干：杨世文
技术总监：王蓉贵
责任校对：霞绍晖
质量终审：刘 琳 李文泽 郭 齐 刁忠民 舒大刚 蒋宗许
四、《儒藏》出版委员会
总 策 划：吕重九 周学东 赵昌文主 任：周国良
副 主 任：王 伟 张志怀
执行主任：陈国弟 张晓舟
委 员：李川娜 陈忠林 邱小平 吴雨时 庄 剑 何 静
五、鸣谢（排名不分先后）
叶选平先生（国际儒学联合会） 杨 波先生（国际儒学联合会）曹凤泉先生（国际儒学联合会） 于友先先生（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
周兴俊先生（线装书局） 任继愈先生（国家图书馆）
庞 朴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 孔德懋先生（全国政协、孔子七十七代孙）
汤恩佳先生（香港孔教学院） 林金华先生（马来西亚孔学研究会）
陈启生先生（马来西亚孔学研究会） 安平秋先生（北京大学）
李学勤先生（清华大学） 张立文先生（中国人民大学）
章玉钧先生（四川省政协） 刘大钧先生（山东大学）
董治安先生（山东大学） 卿希泰先生(四川大学)
黄彰健先生（台湾“中央研究院”） 杜维明先生（美国哈佛大学）
王庭科先生（四川大学） 周桂钿先生（北京师范大学）
陈俊民先生（陕西师范大学） 骆承烈先生(曲阜师范大学)
林庆彰先生（台湾“中央研究院”） 蒋秋华先生（台湾“中央研究院”）
张小平先生（人民出版社） 水赉佑先生(上海古籍出版社)
李绍明先生（四川省民委） 魏凤琴先生（四川省社科联）
段志洪先生（巴蜀书社）
六、《儒藏》简介
《儒藏》是四川大学率先编成出版的儒学文献的大型丛书，预计收书5000种、文字约5亿、分装约500冊。《儒藏》首次对中国儒学的成果和史料进行系统收集、校点和出版，是中国儒学成果的总汇，也是中国儒学历史资料之集成。它的出版，将与《大藏经》、《道藏》鼎足而三，成为中国文化儒、释、道三大思想体系的三座丰碑。
《儒藏》编纂在1997年由四川大学古籍所首先提出，获新闻出版部门“著作权登记”、国家商标总局“商标注冊”，相继列入国家“211工程”、“985工程”重点建设项目。2003年1月17日川大校务专题会议，决定全面启动《儒藏》编纂工作。2005年初，中国孔子基金会将川大《儒藏》编纂列为“重大项目”，给予专项经费支持。
川大《儒藏》坚持资料性和学术性统一，参照《大藏经》、《道藏》的编纂体例，新创“三藏”、“二十四目”的编录体系，将历代儒学文献系统地著录起来，以起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即类求书，因书就学”的作用。《儒藏》的整理采用圈点、校勘的方式，既保存了古籍的原貌，还订正了原刻本错误，并为读者提供了句读的方便。
全藏有《总序》一篇，概述整个儒学文献的类别及其整理和研究之历史。“三藏”各有《分序》一篇，以述各部文献源流及其分类原理。“二十四目”各有《小序》，共二十四篇，以述儒学专科文献的发展状况及其学术价值。每种入选的图书，还撰有简明《提要》一篇，对作者生平、图书內容，进行了扼要的评介。
川大《儒藏》采取“分类编录，分批编纂，分期出版，分别定价”的方式，逐步推进《儒藏》编纂工程，及时满足学术研究的迫切需要。目前已出“史部”180冊，含“孔孟史志”、“历代学案”、“儒林碑传”、“儒林年谱”、“儒林史传”五类，收书约500种，文字达5000余万，是有关儒学史的专著和分散资料的首次辑录和整理。近年內将逐渐完成“史部”的“正史儒传”、“儒学别史”和“儒学杂史”以及《儒藏》“经藏”十二类、“论藏”五类各书的编纂与出版。
七、已出版248册《儒藏》内容介绍
孔孟史志 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孟子是儒学的光大者，唐宋以后，“孔孟”并称。《孔孟史志》收录历代记录、考证、研究孔孟及其家族、门人生平事迹、孔庙崇祀典礼、圣门掌故等方面的著作。本编《孔孟史志》所收文献，大体上可分为四类：一类，儒门人物，如《孔子弟子传略》、《孟子弟子考》等；二类，儒门家族志，如《东家杂记》、《孔氏祖黄庭记》等；三类，儒门礼乐志，如《圣门礼志》、《圣门乐志》等；四类，儒门综合志，如《圣门志》、《圣迹图》等。历代学案 学案是一种纂录和研究传统学术思想史的著述方式。学，即学者、学术，主要指儒学人物之生平事迹、学术活动、学术贡献；案，即评论和考订，即“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历代学案》收录唐晏《两汉三国学案》，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冯去濠、王梓材《宋元学案补遗》，黄宗羲《明儒学案》，徐世昌《清儒学案》，共五种。它们都是体例完备、内容齐全、资料充实、名副其实的儒学全史，都能全面、系统地展示一代儒学发展源流正变，以及主要儒学家的学术贡献。
儒林碑传 碑传相对于史传而言，指行状、墓志铭、墓碑、墓表、墓碣文等。在广搜史志、文集、总集兼及金石文类、考古文献的基础上，将历代儒学人物的各类碑传广采慎录、编纂为《儒林碑传》。自两汉迄于清末，本编共收录碑传文章4000余篇，涉及传主3400余人，以时代为编，以生卒为序，共为七书：《两汉魏晋南北朝儒林碑传集》、《隋唐五代儒林碑传集》、《宋儒碑传集》、《辽金儒林碑传集》、《元儒碑传集》、《明儒碑传集》、《清儒碑传集》。历代儒学人物的碑传资料，毕会于此。
儒林年谱 “年谱”系人物事迹编年史，俱细备录，大小俱载。儒学人物之谱，更是师传详悉，渊源毕备。搜集和整理儒学年谱，对研究儒学发展史、经学传授史和儒家教育史，俱有不可忽略之价值。本编历览古今名人年谱，以儒学为主题，以优胜为标准，广采慎择，搜集整理了清朝以前200多个重要儒学人物的年谱近300种，自先秦至近代为止，凡重要人物不避重收，辑为“年谱”专类，分别撰写提要，并加精心校勘，既评述谱主在儒学史上的主要建树，又侧重介绍其年谱编撰之得失、源流与版本。
儒林史传 《儒林史传》主要由三类文献构成：“正史”之儒传；“通录”性儒传；“专录”性儒传。“正史”之儒传辑录“正史”中的儒学人物传记而成。 “通录”性儒传是以时（历代）、空（全国）的“通”为特色，反映中国传统儒学的源流发展，类似于史学文献中的通史体著作。 “专录”性史传的情况较为复杂。因其专记一端，不及其余，故称为“专录”，收入专记某一师门学派之着;专记一代儒学的“断代”之着;专记某一名儒硕学之传记言行及其传授之着;专录一方学者之传记，记述该地域学术源流之着。
《儒林史传》所录资料包括“正史”二十六种（选录），别史类一百余种（全录），分编近三千卷，总字数2400余万字，汇集了中国历代著名儒学人物的传记和儒学流派发展史料，与此前出版的《儒林碑传》和《儒林年谱》各有侧重，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共同建构了中国历代儒学人物传记的庞大资料信息库。
学校史志《儒藏?史部?学校史志》全套共68册，为《儒藏》的第181册至248册。中国注重教育，素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夏、周之时，就有“庠”“序”“学”“塾”等官办学校形式存在，后来孔子办私学，成为官办学校的补充。汉代之后，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均得到很大的发展。唐代以国子监为代表的中央官学建立，晚唐时期，以书院为代表的民间学校得以成形，此后，这种官学和私学并立的状况一直持续到明、清两代。《儒藏?史部?学校史志》主要收录儒学史上记录的有关学校内容的文献。全书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官学的代表国学史志，一是私学的代表书院史志。全书选录有关文献107种，进行标点和校勘整理，并分别撰写提要以方便阅读。本套书可供儒学研究者使用。
八、《儒藏》类目
◆经藏元典、周易、尚书、诗经、三礼(含三礼及总论)、春秋(含三传及总论)、孝经、四书(含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及总论)、尔雅(附小学)、群经(附谶纬)、出土文献(含简帛、石刻、敦煌遗书)。
◆论藏
儒家、性理、礼教、政治、杂论。
◆史藏
孔孟、学案、碑传、史传、年谱、学校、礼乐、别传(附杂史)。
九、《儒藏》编例
一、《儒藏》系儒学文献的大型丛书，旨在收集、整理、保存和传播儒学文献及其史料。所收典籍上起先秦，下迄清末，两千年儒学成就及历史将集兹一编。二、《儒藏》在全面调查研究现存儒学文献的基础上，根据儒学文献的具体情况，结合儒学研究的现代需求，建立儒学文献的着录体系。并以此为基础，编纂儒学丛书，使其形成以书为单元的“大儒学史”。
三、吸取中国目录学分类成就和《大藏经》“经律论”以及《道藏》“三洞四辅”等专题丛书编纂经验，将儒学文献分为“经”、“论”、“史”三大部类。“经部”收录以儒家经典原文及注解为核心的“经学”类著作；“论部”收录以儒学理论为内容的“思想”性著作；“史部”收录以儒学史为主题的“历史”类著作。按“经”、“论”、“史”的顺序排列，以便反映出儒学发生、发展的历史。
四、每一部下按本部文献实际，细分若干小类。如“经部”下分元典、周易、尚书、诗经、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礼通论）、春秋(春秋经、左传、公羊、谷梁、三传通论）、孝经、四书（含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及总论）、尔雅(附小学)、群经(附谶纬)、出土文献(含简帛、石刻、敦煌遗书）等十一类；“论部”下分儒家、性理、礼教、政治、杂论五类；“史部”下分孔孟、学案、碑传、史传、年谱、学校、礼乐、别传(附杂史)八类，构成“三藏二十四目”的着录体系。
五、《儒藏》本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原则，按学术发展之脉络编排群书，使其源流清晰，首尾完整。同一主题的文献汇集一处，按作者时代先后编录，使其各自构成专题性丛书。一则反映每门学术之成就，二则考见该类学术之流变，三则为读者提供“即类求书，因书就学”之方便。如《经部》之“周易类”是中国古代易学成就之集粹，从中可见易学历史和易学成果；“诗经类”即是中国《诗经》学历史的反映；“春秋类”即是《春秋》学成果之集成，等等。读者不仅于此可见古代专经研究之状况，而且亦可于此得攻治专经并进而研究专经学史之阶梯。
六、同类之下，又遵循“分别部居，不相杂厕”的精神，将不同主题的图书相对集中，在类下又形成小型专题丛书。如《史部》“孔孟类”下，不再单纯按作者年代编排，而是将有关孔子、孔门弟子、孟子、孔庙礼乐等图书，各自分别集中编录。
七、《儒藏》试图通过一定着录体系，用图书反映儒学历史。不仅《经》、《论》、《史》的排列反映儒学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各部小类的顺序也体现出如下学术构思：如《经部》，据先秦诸子所称（如庄子、荀子等），“六经”排序是《诗》、《书》、《礼》、《乐》、《易》、《春秋》，此或为孔子教学之秩序。至西汉的刘歆、班固，始立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含《尔雅》）、小学之序，汉人崇“阴阳”、“五行”之学，以《诗》、《书》、《礼》、《乐》、《春秋》“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以《易》居众经之首。说虽晚出，却能将儒家经典之间的关系哲理化、系统化，故为历代学人遵守。《儒藏》“经部”排序即依此例而略作调整。
“论部”则按先原理而后实用、先子学而后理学的顺序排列。故以子学意义上的“儒家”’居首，其次是新儒学的“性理”。再后相次是反映礼乐文化之“礼教”、反映儒学仁政德治思想之“政治”。其它内容庞杂难以立类者，则统统归入“杂论”。
“史部”的排序，则以儒家圣贤“孔孟”居首，以下按反映学术流派的“学案”，提供主要儒家学者生平资料的“碑传”、“史传”、“年谱”，继之以制度性的“学校”、“礼乐”类，再次是提供参考资料的“别传(附杂史)”类。
八、《儒藏》尽可能全面地将儒学各类资料汇录起来。她既是“学术丛书”，又是“学术类书”。《儒藏》所录以专着为主，举凡内容齐全、资料集中的儒学著作，都整部收录，由此而言，《儒藏》是“丛书”。同时，为满足研究需要，一些散见于群书的儒学资料，如孔子、孔门弟子、儒者碑传以及各种经论、经解等文章，亦加以辑录，类聚成各种专题的资料汇编，由此来说，《儒藏》又是“类书”。
九、《儒藏》采用分类、总序、小序、提要、标点、校勘、影印结合的整理方式。首先对儒学文献进行分类着录，使其类聚群分，眉目清楚。每部有总序一篇，概述儒学、经学和儒学文献发生、发展的面貌。每类有“小序”一篇，概述本门学术的研究状况和文献组成情况。入选图书每种卷首都有‘提要’一篇，分述作者之生平、著述之源流和内容之梗概。然后再对各种图书正文进行整理，还对其中的错误进行必要“校勘”，写成《校记》附于各卷之后。为避免重新排版造成新的错误，除了个别著作编者已有整理成果者采用仿古排版外，《儒藏》的主体部分都采取“校点”加“影印”的方式，在复印件上进行标点处理，然后扫描制版，尽量减少重新录入排版带来的错误。
十、《儒藏》系新编儒学丛书，并非简单的古籍影印，我们对所收各书都在版式上作了许多加工调整。设计了标准的版式、版框和书眉，在尽量保存原版面貌的前提下，还对原书中缝、页码作了统一处理。
十一、为方便读者阅读，我们对内文作了标点处理，分别于行右添加“、”和“。”号。“、”表示句中停顿，“。”代表一句结束。凡需校勘的地方，皆于该字右旁添加序码，于卷末《校记》中出校说明。
十二、各部、各类首册都冠以“儒藏分类总目”，以见《儒藏》整体框架及本部、类所处位置。各类首册又次以该类“收书目录”，以明本类全貌。每册中标署点校者和审阅者姓名，以明文责。
十、《儒藏》总序
舒大刚（《儒藏》主编、四川大学教授）《儒藏》是收集保存儒学文献的大型丛书。她荟萃二千余年儒学著作，以系统的着录体例，分门别类地予以标点、校勘和编排。她作为中国古代儒学的物化呈现，将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象征，与《大藏经》、《道藏》鼎足而三，永远滋养中华民族的心灵。今值《儒藏》出版之际，聊述因缘，以弁篇首。
儒学是中国的。二千五百多年前，中国的孔子集虞、夏、商、周优秀文化之大成，总《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经”，树“仁义”、“诚信”之高标，垂“中庸”、“忠恕”之宏法，创立儒学，垂教万世。儒学生于斯，长于斯，昌盛于斯，亦曾一度衰微于斯。两千多年来，儒学是引导中国文化走向辉煌的指南北斗，是铸造中国文化特质的规矩准绳。是中国文化之门、中国文化之蕴，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促成了中国人特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形成。她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和灵魂。在国际范围内，人们一提起中国文化，首先想到的无疑就是孔子，就是他所创立的儒学。儒学是中国的，中国也是儒学的。要深入研究中国文化，欲准确地了解中国历史，不认识孔夫子，不研究儒学，就不能得其门而入。
儒学是东方的。古代东方，北起朝鲜半岛，东至日本列岛，南到印支半岛、南亚诸国，伴随着儒家“偃武修文”、“睦近徕远”外交方略的实施，东亚各国“成钧馆”（朝鲜）、“大学寮”（日本）、“国子监”和“国学院”（越南）等文教机构的设置，大批“遣隋使”、“遣唐使”的派遣，儒学早已融入东方社会，成为东方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共同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的重要部分；东方各国的政治家、思想家，或以儒学治世、或又着书立说，与中华学人一道共同丰富和发展了儒学的理论和思想。因此国际“汉学界”在讨论东方社会时，无不异口同声地称之为“儒家文化圈”。
儒学又是世界的。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文化主流，儒学不仅影响了东方，而且也辐射于世界。就古代而言，先秦儒学是西方学者公认的世界文化“轴心时代”的主流思想，是古代东方思想文化的源头活水。儒学是开放性的，在历史发展演进的长河中，儒学不断以其“海纳百川”、“集杂为醇”的包容精神，融合含摄了各种外来文化与文明，与时并进，日新其德，使思想之源长盛，学术之树常青。儒学在历史上不断兼容并包各家学术进行自我创新的历史，是中国文化生生不息充满创造活力的历史，是人类文化宝库日新月异不断丰富的历史，也是儒学不断影响和辐射世界的历史。她的经典和理论也曾西涉流沙，远渡重洋，对近代思想启蒙和现代文明的形成也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在当今世界文化格局中，她又作为十三亿中国人和数千万海外华人和侨胞共同的文化背景，卓尔屹立于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倡导“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平共处哲学，以其“立己立人，达己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精神，化解各种矛盾、调停地区冲突。
儒学是历史的。在儒术“独尊”的时代，儒学不仅是中国古代的学术，而且也几乎是中国学术的古代，她与古代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都结下了不解之缘。殷墟甲骨文有“儒”与“丘儒”之官，《周礼》有“师儒”之职，儒者在殷商时期就已发挥着重要作用。至春秋时期，孔子正式创立儒家学派，孔门弟子散游四方，“六艺”之学风行天下，开启了春秋战国时期士人的智能，催生了诸子学派，促成了百家争鸣。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儒学就没有周秦学术。继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经典教育与研究影响了中国两千余年的教育、选举和文化。可以说，中国的古代史就是儒学影响中国的历史。没有儒学便没有古代中国的教育，也就没有古代中国的学术，也就不会有灿烂的中国文化。人类不可能生活在没有历史的真空之中，对于逝去的昨天，对于先贤的遗产，我们应该以回顾、反观、总结与传承的姿态，在历史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用富有民族特色的创新来丰富历史、美化生活。作为与中国历史水乳交融的儒学，当然不能游离于历史继承之外。
儒学又是现实的。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中国是文明古国，她的“古”不仅在于历史上曾经有过，而更在于其历史传统一直在延续着，其优秀文化一直在弘扬和发展着。由殷可以见夏，由周可以观殷。后世之“继周者”，有秦、有汉、有晋、有唐，有宋、有元、有明、有清，其民族则有华夏、有“四裔”，有汉族、有少数民族。然而，只要是在华夏文化圈内崛起，只要是在中华大地上立国，无论愿意不愿意，主动或被动，都必然打上儒学文化的烙印。综观古今历史，无一例外。即使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也必将被中原固有文化所融合。如果说，在春秋战国时期还存在“以夏变夷”和“以夷变夏”的争论，那么自秦汉以后的中国，无论谁来当皇帝坐天下，就毫无例外地是以“华化”、“汉化”为主流的多民族融合。“五胡十六国”是这样，辽、金是这样，蒙古族建立的元朝也不例外，满族建立的清朝更是如此。其原因也许有多种多样，但其中以儒学为主体的华夏文化代表了当时的先进文化，代表了各族文化发展的共同方向，则是最深层的原因。特别是儒家从理论上将这一文化总结出来，建立起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统”体系，形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隋、唐等‘正统’观念，并从教育上、实践上宣传和推广开来，从而形成了以儒学为核心的华夏文明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尽管有些观念在今天已显得陈腐和落后，但它是千百年来维系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的精神力量，更是激起“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豪情的潜在动力。今天，即使我们已经跨入世界文化大融合、大交汇的全球化时代，瞬息万变、不可捉摸的世界局势，曾使传统文化被世俗化(甚至庸俗化)的社会和多元化(甚至诡异化)的思想所困厄，以致于一些人曾一度产生过摆脱文化传统“束缚”的想法。然而事实反复证明，文化传统是无法摆脱的，儒学对新世纪、新世界的作用和影响仍然是不可低估、不容忽视的。她已呈现出与日俱增、历久弥新之势。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也将焕然一新，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中国人既有的价值观念正在得到重新审视，儒学这一古老学科必将焕发出壮丽的青春，儒家思想也将一如既往地作用于当今的世界。否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一百余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讨论“面向二十一世纪”问题时，怎会发出“人类要生存下去，必须回到二十五个世纪以前，去吸取孔子的智能”的呼声！二零零四年八月，来自世界各地的二百余位专家学者齐集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召开“第一届儒学国际研讨会”，代表不同文化背景的专家学者深入讨论了儒学各类理念后，形成了《吉隆坡宣言》，宣称儒家“‘忠恕之道’是促进世界和平、物我相谐的基石”，提议“正式启动以儒学救世的机运，缔造二十一世纪儒学另一个国际化的新局面”！
儒学是理论的。儒家是一个阵容庞大的学术集群，儒学是一个内容丰富的思想体系，她集哲学、政治、伦理、社会、教育以及其它文化思想观念为一体，是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其“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易大传》）的命题，构成了中国人的宇宙模式和世界观。“过犹不及”、“中正”、“中庸”（孔子）的辩证思维，形成了中国人高超的思维方式和处世哲学。“仁义礼智信”（孔子、孟子、董仲舒）的五常之教，成了中国人作“新民”、立“新德”（《大学》）的指导思想。追求和平、讲究秩序的理论，成了中国人建立和谐社会、实现文明生活的理想模式。“载舟覆舟”（孔子）的君民关系论和“民贵君轻”（孟子）的“民本”思想，成了历代志士仁人反对专制集权、追求“仁政德治”的思想武器。“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荀子）、“内圣外王”（庄子）的修身模式，构成了中国人终身向往的理想人格和修身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忠恕”之道，成了中国人建立和谐人际关系的无尚法宝。这一切的一切，都经儒家的提倡、推广，逐渐融入了中国的民族精神之中，支撑着这个民族生存、发展、繁衍，创造和丰富着自己灿烂的文化和文明。儒家经典是中国思想的源头活水，儒家理论是中华精神的思想宝库。我们只要不愿重过“从人到猿”的生活，当然就不会拒绝这份珍贵遗产的滋润。
儒学尤其是实践的。儒学是修身之学、实践之学，伦理道德学说构成了儒家学说的核心和灵魂。儒家重视思想教育，注重个性修养和道德情操，提倡“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以天下为己任”，强调道德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它虽然上究“天人”之际，下探“心性”之微，形上无象，玄之又玄，但在讲究“博学”、“慎思”的同时，又特别强调“笃行”。它的“仁”便是要“爱人”，“义”便是要行而得宜，“礼”本身就是行为规范，“智”便是要知晓“仁义”之道而慎守弗失（孟子），“信”便是要言而行之（孔子）。儒家非常重视“五伦”教育，将其定义为人伦之始、政治之本。“五品”之教首倡于尧舜之《典》，“五教”之义复申于《左传》、《孟子》，至《中庸》更将其奉为“天下之达道”。在儒家看来，五伦不顺，将伦理倒错，人将不人；五教推行，则社会和谐，政治清明。儒家成功地将个人的品德修养与国家的治理安定紧密地结合起来，把道德主体的能动作用与社会的道德感化力量有机地融为一体，从而使道德规范的约束功能与知耻自觉的自律机制更好地相辅相成。《大学》之书将“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定义为修“大道”、闻“大义”的“三纲领”、“八条目”，设为儒者奉行不贰的大纲大法，更是儒家力行躬践哲学的集中体现。儒学正是以其理论与实践结合，个体修养与群体利益结合、道德修养与政治事业结合的学术思想，形成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仁义道德”、“民胞物与”、“孝亲敬老”、“崇德尊贤”、“诚实忠信”、“见义勇为”、“文明理性”、“公平正直”等优秀品德，这是她有别于宗教神学的根本之处。
总之，儒学作为历经两千五百余年发展的系统理论，已成为人类文化的共同遗产和财富。她既是中国的，也是东方的和世界的；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尽管儒学作为古代的一种意识形态和文化体系，也存在不太适应现代社会的内容；特别是两千年间专制君主的利用与歪曲，更使其带上了许多落后的成分。但是，我们无论是要认识中国，还是要研究世界；无论是要研究历史，还是要服务现实；无论是要探讨理论，还是要躬行实践，在古今学术中，儒学都位居首选，理当研究和弘扬。这就是她在历经了无数风风雨雨、艰难磨炼之后，仍能像凤凰涅盘一般不断获得新生的缘由所在。儒学在今天即使已经失去了从前“塞乎天地，横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放诸四海而无不准”（曾参）的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地位，但若要认真地研究和认识中国，特别是中国人面对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的局面，要参与全球文化对话，重建人类文明新秩序，我们检点一下自己的文化库存，并衡之古今中外的一切学术，除了儒学似乎也没有其它的选择。
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特别是“西学东渐”大潮下导致的“中学”迷失，“疑古过勇”带来的文化虚无主义，以至于“儒学在哪里”、“儒学为何物”、“儒学研究从何着手”之类不该存在的问题，在儒学诞生之地的中国却成了严重“问题”。儒家著作或灭于劫灰，或毁于人祸，或流失于重洋之外，或散佚于荒疏之中。其所存者，亦分散于群籍，杂厕于四部，未能得到有效的利用。人们常常会感到：要研究孔子而不知孔子资料何在，欲研究儒学却不见儒学文献全貌，欲研究经学却不知何经可信、何书可读。至于在吸收儒学与经学研究现有一切成果的基础上，作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研究，则大有无所措手足之感。究其原因，皆在于近百年儒学传统的丢失，尤在于儒学迄今未有一部自己的文献集成。要摆脱儒学研究的这一隔世感与陌生感，确立儒学的本位意识，认真搜集和整理儒学文献，建构完备的儒学文献库，就是十分必要而迫切的了。前人为矫“心学”末流“束书不观”之弊，而倡“舍经学无理学”之说，今天要纠正“疑古”过勇造成的文化虚无之失，我们也不得不重申：“舍文献无儒学”了。这就是我们提倡编纂大型儒学丛书——《儒藏》的原因所在。（下略）
十一、《儒藏》百家谈
明汤显祖《孙鹏初遂初堂集序》：(孙鹏初)尝欲总史传，聚往略，起唐虞以来至胜国，效(司马)迁史体，为纪传之书；而因以櫽括《十三经》疏义，订覈收采，号曰《儒藏》。嗟夫!公盖通博传丽之儒矣!《明史》卷288《曹学佺传》：(学佺)尝谓二氏有《藏》，吾儒何独无？欲修《儒藏》与鼎立。采撷四库书，因类分辑。十有余年，功未及竣，两京继覆。
曹学佺《五经困学自序》：予盖欲修《儒藏》焉，以经先之也。撷四库之精华，与二氏相鼎峙，予之志愿毕矣。
清周永年《儒藏说》：曹能始《儒藏》之议，自古藏书家所未及，当亦天下万世有心目者之公愿。今且广搜秘籍以订例目，逢人说向以俟机缘。又：昔曹能始欲为《儒藏》而未就。窃以此艺林中第一要事也，然成实不易言。
张岱年(北京大学教授)：尊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反孔的时代也应该过去了，现在的时代应科学地研究孔子。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用科学的方法对孔子进行研究。编纂《儒藏》就是把儒家的著作收集在一起，这很好。
季羡林(北京大学教授)：现在海内外都有一种论调，说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文化重现辉煌的时期。中央将以两年的时间致力于弘扬人文社会科学，这真是“二美具，吉星照”，我们正在此筹措编纂《儒藏》。
戴逸(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编纂《儒藏》的设想很好，我很赞成。这是一项宏伟而且很有意义的文化工程，是对传统文化的一次清理和总结。明末，就有人提出编纂《儒藏》，当时曹学佺鉴于“释、道二家，汇刻经典累数万卷”，而儒家书纂更多，如能汇刻《儒藏》，便于保存流传。到清乾隆时，周永年提出：“编纂《儒藏》为艺林中第一要事”，得到许多学者的赞同。但此事如果由学者来做，工程艰巨，难于完成，于是促成了政府组织《四库全书》的编纂。《四库全书》不称《儒藏》，因其中编入了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的书，也编入了西方传来的《几何原理》、《泰西水法》，都不是儒家的书。又因为它是按经、史、子、集分类，故改称《四库全书》。
方立天(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我国的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历来重视古代优秀文化的继承与古代文献典籍的整理。自先秦孔子以来，历代整理、编纂典籍的人前赴后继，层出不穷。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经过全面搜集、整理、编辑而后出版的完整的“儒藏”，却一直没有形成。现在我们国家的物质条件和人才条件均有较大的改善，若能组织人力汇辑、出版一部儒学典籍大全，必将为批判继承民族文化传统、为儒学研究和中外文化交流等作出诸多贡献。
冯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儒藏》应成为世界性的文化遗产。
汤一介(北京大学教授)：明清两代曾有学者提出编纂《儒藏》的建议，但因工程浩大，没有能够实行。今天，中华民族正处在民族伟大复兴的前夜，重新回顾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源头及其不断发展的历史，必定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重大作用。为了系统、全面、深入地研究儒家思想的方方面面，把儒家经典及其各时代的注疏和历代儒家学者的著述以及体现儒家思想的各种文献编纂成一部儒家思想文化的大文库《儒藏》，无疑对当前和后世都十分必要，特别对使中国文化成为世界文明新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李学勤(清华大学教授)：川大编纂、出版的这套《儒藏》确实是近年来我们学术界的一大盛事，而且也是我们今后在整个文化学术发展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今天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是不会在历史上被抹杀掉的。
张立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我热烈祝贺四川大学以舒大刚教授为主编的《儒藏》的出版，这是儒学史的盛事，是中华文化史的大事，也是学术史上的喜事。明清以来，多位学者倡议编纂《儒藏》而没有实现，今天在四川大学古籍所诸多教授的努力下，在四川大学领导和中国孔子基金会的支持下，中国人近500年来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这是中国人、儒学文化圈的人，以及世界人民的喜事。
廖名春（清华大学教授）：平心而论，这几年最早提出《儒藏》编纂构想的，是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的所长舒大刚教授。在现今已有的种种《儒藏》的编纂体例中，最早成型、最为系统、最成熟而且也最为切实可行的，也是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的方案。从目前所做的工作来看，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的工作不但做得最早，而且也做得最好。
陈恩林（吉林大学教授）：由四川大学古籍所编纂，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型丛书《儒藏》首批成果史部五十册出版了。望着这部煌煌巨典，令我由衷地为川大古籍所同仁所取得的骄人成绩而欢欣鼓舞。欣喜之余，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川大古籍所同志们卓越的学术见识和不凡的气魄，感受到了他们为编纂《儒藏》所付出的巨大心血和所花费的艰辛功夫，感受到了他们团结协作的精神和强大的学术实力。
黄开国（杭州师范学院教授）：近年来，一些学者相继提出了编纂《儒藏》的提议，三所著名的大学都启动了《儒藏》的编纂工作，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前两年曾因此轰动一时，为海内外所瞩目。两年多之后，较为低调的四川大学反而走在“三国”竞争的前列，不仅理所当然的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好评，也赢得了海内外舆论的一片赞扬。
黄修明(四川师范大学)：多年前就获悉四川大学古籍所提出、“211工程”立项的旷世儒学文献整理《儒藏》编纂工程；近两年来，学界编纂《儒藏》呼声日炽，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于2003年年底先后宣布编纂《儒藏》，一时京华震动，海内瞩目，群贤建言献策，《儒藏》编纂获诸家学者首肯，在南北学人共同努力之下紧锣密鼓地进行。在海内外人士的热切关注与期待中，学界翘首企盼的《儒藏》首批成果“史部” 类编50册，于2005年5月由国内儒学文献整理的先行者——四川大学古籍所编纂问世。《儒藏》气势非凡，洋洋大观，精装16开本，全书气势恢宏，风格传统，装帧典雅古朴，印制精美，一经过目，即先声夺人，立即让人感受到这部超大型儒学文献丛书大气磅薄的旷世风采。
吴光(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你们的“编例”分类颇有新意。这个时代编《儒藏》，在体例上无论如何不能照抄《四库全书》的分类，这应是基本原则。
舒畅(四川大学教授)：据笔者所知，在中国古代，曹学佺似乎还不是第一个提出修《儒藏》的人，也不是第一个对修《儒藏》有所实践的人。比他年辈要早的著名戏剧家、文学家汤显祖在《孙鹏初遂初堂集序》说：“(孙鹏初)尝欲总史传，聚往略，起唐虞以来至胜国，效迁史体，为纪传之书；而因以櫽括《十三经》疏义，订覈收采，号曰《儒藏》。嗟夫!公盖通博伟丽之儒矣!”
《中国文化报》：四川大学《儒藏》工程——旷世儒学文献整理的先行：论及中国文化，人们均会以儒、释、道三家并称，而事实上，在这三家之中，起核心作用的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不仅主宰着中国文化的命脉，它也以其强劲的生命力影响着周边世界，在东亚，没有哪一个国家不受到儒家思想的洗礼。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儒家文化不仅是我们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而与此不相适应的是：儒家文化典籍整理编纂的相对滞后。在儒、释、道三家中，道教早在唐代就有了道教文献集成《开元道藏》，后来又有明代的《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佛教文献集成则更早，南北朝时期便产生了《佛藏》，现在最有影响的是汉译藏经《宋开宝刊蜀本大藏经》。而儒家文献呢，就像较早提出编纂《儒藏》的晚明学者曹学佺曾慨叹的那样：“二氏(指佛、道)有藏，吾儒何独无藏？”
现在这种情形正在得到改变，一部与释、道二藏鼎足而三的《儒藏》工程，在四川大学已默默建设了7年之久。在近3000个日日夜夜里，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的同仁们，几乎把所有的心血都浇灌在了《儒藏》。就像儒家先贤所教诲的那样：“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他们坚信：对于儒学文献的潜心整理编纂和研究，迟早会得到社会的认可，它的深远价值，也迟早会显现出来。
为什么四川大学会走在《儒藏》编纂的前列，成为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第一个提出修纂《儒藏》并付诸实践的地方呢？必然性之一就表现于四川大学的学术传统中。四川大学的历史迄今已有百年之久，但若追索其起源，则更为久远。它的前身是建于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的锦江书院和建于光绪元年(公元1875)的尊经书院。这两所书院都以“通经学古”为宗旨，尤其是尊经书院，以研究儒家典籍为己任，培养了一大批在中国近代史上卓有建树的学者和政治人物，如廖季平、杨锐、刘光第、吴虞、吴玉章、蒙文通、郭沫若等。老一代革命家朱德等人也曾就学于此。尊经书院在学术上强调“通经致用，求实创新”，把儒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境界。这种传统在四川大学一直延续了下来，并经由蒙文通、徐中舒、冯汉骥、缪钺等历代学人的努力而使之发扬光大。新一代四川大学的学者们在注重儒学理论探讨的同时，更加注重于对儒学元典的朴学整理研究工作。
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四川大学成立古籍整理研究所以来，一直致力于对中国传统文献典籍的挖掘整理工作，先后承担了上亿字的大型工程《全宋文》、《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三苏全书》等国家和教育部的古籍整理课题，其相关成果在海内外享有盛誉。早在1997年初，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就提出了儒学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并把《儒藏》工程列入首选，《儒藏》编纂方案迅速得到四川大学领导的同意，并立为当年学校重点建设项目。1999年《儒藏》项目又列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同时还对《儒藏》进行了系列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自1999年以来，先后完成了《儒藏》的商标注册、工商注册、版权登记和域名保护等。在全面了解儒学典籍的基础之上，古籍所提出了《儒藏》的编纂方法和分类体例，并完成了多项儒学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有国家和省部级项目6项、海外合作项目2项、横向大型项目2项。其中国家课题有《中古学案》、《中国孝经学史》、《宋代疑古思潮研究》；省部级课题有：《三苏全书》、《三苏学案》、《宋元学案补遗》；海外合作项目有：与美国哈佛大学等合作的“电子版《宋会要辑稿》”；横向合作项目有：40册的《诸子集成》、108册的《宋集珍本丛刊》及《易学集成》等。现在，四川大学已将“加快进行《儒藏》编纂工作”列入文科建设的重要议题，在校长谢和平院士的支持下，成立了以校长、副校长、副书记为正副组长的“四川大学《儒藏》工作委员会”，并先期投入100万元，加快进行儒学文献的全面深入整理和研究。目前已经拥有1.4亿多字的儒学文献点校、排版资料，同时完成了150册的儒学文献影印工作。此外还将陆续推出20多种近30册的“四川大学《儒藏》学术丛书”。
《儒藏》编纂工作是一项空前绝后的大型工程，四川大学古籍所同仁走过7年的探索之路，深知还有很多困难需要他们去克服，许多重要的学术难关等待攻克。好在现在有更多的人来关注和支持甚至投身到这项事业中来。薪火相传，儒学文献的宝藏正闪耀奇异的光芒，它不仅照亮了历史，也将照亮现在和未来。
(文化部主办《中国文化报》2004年4月10日第三版报道)
